超大規模社會化治理：博士教育治理的語境和轉向

■趙世奎 吳彬

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全面闡述了國家治理的行動綱領，為博士教育治理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當前，大力推進博士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必須深刻理解中國特色國家治理體系的科學内涵，突破計劃思維、行政管理的傳統路徑依賴，立足中國博士教育超大規模的新語境，實現治理體系、治理邏輯和治理模式的根本轉向。

路徑依賴：中國博士教育治理的困境

回顧我國博士生教育近40年的改革曆程，特别在發展方式、類型結構、培養模式、評價機制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治理方面，體現出了明顯的對傳統路徑的依賴。

比如在發展理念上，無論是學者還是管理者，往往會以歐洲模式、美國模式為标志物和風向标，但又經常“知其表不知其裡”。且不說很多基本問題我們仍不清晰，如美國到底每年培養了多少博士尚無定論、JD（Juris Doctor）到底應該算作碩士學位還是博士學位還有很大争議，單是我們心心念念的博士教育淘汰制，通常不僅把流失和淘汰混為一談，也忽視了美國實施淘汰制的特定社會經濟文化背景。

如不能在制度設計上做出本土化創新，僅僅通過概念“移植”隻能形似而神不似，既難以落實，更難以“中國化”。

在資源配置上，我國的博士生教育過分依賴存量“慣性”，存量決定增量。招生計劃“基數+增長”的分配模式尾大不掉。學位授權點動态調整“小步慢走”“雷聲大雨點小”。在培養單位内部，博導身份固化、拿“帽子”占座位的現象仍普遍存在。

同時，按一級學科“口徑”進行建設、管理、評估，雖然肩負着學科融合、形成新學科增長點的願景，但事實上不僅造成了一些學科“拼盤”，也阻斷了一些特色二級學科的上升空間。

應該說，近年來我國在持續推進博士生教育改革，但這種改革多為自上而下進行，基層創新乏力。一方面，學位授權審核、培養模式、評價機制，乃至博士遴選、招生方式等改革都需要“文件”牽頭，圍繞文件展開的落實、試點、檢查、考核成為對基層治理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培養單位在推進改革時普遍存在“等、靠、要”的心态，一旦離開了上級政策這把尚方寶劍，就會畏首畏尾，甚至“寸步難行”。

近十年來，内涵發展作為博士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得以逐步确立。但學科評估、ESI等績效指标成為學科調整的“指揮棒”，科研項目和經費、發表論文、獲得獎勵等顯性可視化指标，成為治理決策和資源配置的主要依據。

校長、院長對各種大學排名、學科排名、優博論文趨之若鹜，俨然成為學位點水平、人才培養質量的代名詞，博士學位論文抽查更是成為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超大規模：博士教育治理的新語境

自1981年《學位條例》實施以來，我國博士教育規模快速擴大，當下已經進入超大規模的新階段。同時，我國博士教育内生自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社會。随着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博士教育系統已經從一個小規模的簡單系統轉變為一個超大規模的複雜系統。

牢牢把握我國博士教育及其經濟社會基礎的超大規模性和複雜性，是推進博士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語境。

一是社會需求多變。我國早期博士教育主要是培養師資和學者。近年來，随着社會非傳統學術部門專業化生産水平的提高，博士畢業生就業的多元化趨勢逐漸顯現。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加速演進，西方國家關鍵核心技術封鎖持續加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更加複雜多變。比較而言，西方發達國家不僅擁有相對成熟、穩定的産業布局和人才需求，還可以通過有選擇地發放簽證來緩沖人才需求變動的壓力。

二是培養體系多元。随着頂層研究型大學的培養能力逐步觸及“天花闆”，“非典型”大學開始加入到博士生培養的行列。

目前，我國的博士學位授予單位已達四百多家，區域分布更加廣泛，辦學條件和規模差異更加顯著。同時，博士培養不再局限于傳統上以學科為基本單位劃分的院系，而是越來越多地依托跨學科組織、科研項目團隊、跨機構聯合機構等基層組織。博士生導師的遴選也逐步打破了職稱瓶頸，一大批副教授甚至講師加入到導師隊伍。

三是價值觀念多樣。随着博士教育規模的持續擴大，相關生源也更加多樣，讀博的動機和目标不再局限于學術興趣、學術職業。博士生導師也不僅僅是學生培養過程的指導者和培養質量的把關人，而是成為博士生培養的第一責任人，并常常因培養質量問題成為被問責的對象。

同時，從學術成果、學術訓練、職業發展、培養效益等不同角度出發，人們對博士培養質量的評價标準，即所持的質量觀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甚至分歧。

社會化治理：中國博士教育治理的轉向

幾乎不會有人否認規模對理解中國問題的重要性，但在博士教育結構、質量和培養模式、評價機制等相關讨論和實踐中，無論是博士教育超大規模發展的新階段，還是博士教育賴以生長發育的超大規模經濟社會基礎，都常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

推進博士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深刻理解博士教育的超大規模性，構建完善博士教育社會化治理的新框架。

首先，在治理體系上，應實現從單向線性到多維立體的轉向。傳統上，博士教育治理以政府和高校為主體，遵循自上而下從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到高校、院系的單向線性治理邏輯。

超大規模博士教育的治理，應遵循中央政府主導，培養單位和社會、市場緊密互動的“四位一體”的多維立體治理邏輯。這需要打破傳統的自上而下的路徑依賴，确立社會、科研院所、企業、教師、學生等在博士教育治理中的主體地位，激發不同治理主體參與博士教育治理的積極性，暢通不同治理主體參與博士教育治理的渠道。

在治理邏輯上，應實現從制度主義到行為主義的轉向。傳統上，博士教育治理主要遵循制度主義邏輯，以成文的制度為抓手，通過普遍認可、廣泛适用的制度框架實施有效治理。超大規模博士教育的治理應遵循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理念，通過合作框架下的大量分布式、随機性的治理行動達到治理目标。博士教育治理的關鍵，是構建多維立體治理網絡中的治理節點，使每個節點都能依托自身優勢開展治理，破除形式，解決真問題。

此外，在治理模式上，也應實現從有限放權到合理賦權的轉向。傳統上，博士教育改革遵循政府權力收縮和下放的邏輯，下放的權力根據科層結構呈倒三角逐層遞減，或者下放的權力得不到落實，或者“一放就亂”。超大規模博士教育治理應确立治理重心下移的理念，在簡政放權的同時，政府重點負責博士教育治理的規劃和統籌，通過“元治理”完成對治理的整體性把控，并通過合理賦權讓聽得見炮火的基層組織自主做決策。

（作者單位：beat365英国官网网站）

轉《中國科學報》 (2020-03-10 第7版 視點)

（王遠程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