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工作和文化傳承發展，堅持把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2023年10月，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并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是指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文化對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基礎性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新發展理念和總體國家安全觀視域下，文化領域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我們必須深入把握數智時代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在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中堅持文化發展和文化安全治理并重。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是實現高質量文化發展和高水平文化安全的良性互動，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戰略要求和根本保證。本文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根本遵循，系統分析在以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為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中，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多維特征、重大意義及風險挑戰，并進一步探究數智化轉型背景下如何以文化“發展-安全”共軸統籌、融合協調的治理趨向，增強文化發展動能、提升文化建設整體效能，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推進文化現代化提供理論和實踐啟示。

數智時代文化現代化及文化領域治理的多維特征

數智時代文化現代化的發展演進。數智時代即數字化與智能化高度融合、科技與文化深度互動的時代，主要表現為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區塊鍊、雲計算、物聯網等新興數智科技作為核心驅動力，使社會結構全方位呈現數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更新疊代，深刻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及生存、生産、生活方式。數智時代的核心特征是數據與智能深度融合，技術應用廣泛滲透到社會的各領域，對文化現代化亦産生深刻影響。

文化現代化作為一個複雜的曆時性概念，是一個動态的、多維度和多層次的演進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人類社會每一次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升華，無不伴随着文化的曆史性進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及其現代化，不僅涉及文化傳承發展和一次次創新轉型，本質上還是文化自身與社會、經濟、科技等其他領域長期互動的結果，尤其在數智時代背景下，更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驅動的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曆史必然。在這個意義上，數智時代文化現代化的變遷過程，愈加彰顯數智技術賦能與文化傳承發展之間的互嵌、疊加和促進關系，但與此同時這一過程也伴随着文化異化與安全風險。

數智時代的核心特征是數據與智能的深度融合，技術應用廣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數智技術嵌入和賦能文化領域，加速了文化現代化建設和發展進程，其演進規律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

在文化觀念更新方面，區别于傳統社會中以宗教、習俗等為核心的文化觀注重穩定性和傳承性，數智時代的文化現代化發展觀念，一方面，以構建一種适應現代數智社會需求、兼具開放包容和創新性、多元化特色的文化體系為目标，注重文化價值引領的先導性，以期為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精神支撐和文化動力；另一方面，重視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嵌合，重視以科學、技術和理性為基礎的認知方式，對傳統觀念進行批判性思考，突出個性表達、個體價值和自由發展，強調文化的共享性和公共性。

在文化機制創新方面，受技術與文化深度結合的影響，一方面，數智時代文化發展的内生機制發生了深刻變化，新興科技為文化創新提供了新的載體和手段，改變了文化的表現和傳播形态，如催生了數字人文藝術等新的文化樣态；另一方面，文化發展的外部機制也産生了重大變化，如數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關鍵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數智時代文化建設模式、制度體系、組織形式和治理方式等都随之更新調适。

在文化内涵拓展方面，文化現代化伴随文化内容從傳統向現代更疊、拓展和轉型。一方面，人類自身、自然世界、社會現實和虛實相生的世界成為文化更多關注的對象，文化主體也呈現單一到多樣的轉變，不同階層、群體、組織等都是文化參與和創造的主體，共同推動文化的繁榮發展；另一方面，文化現代化伴随着數智化、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加速，宏觀上，文化内容建構從農業文化到工業文化，再向數智文化綜合演進轉向。信息技術的快速進步為文化和數字化的融合發展提供了基礎，文化數字化有助于推動我國文化高質量發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成為文化内容生産和文化交往的新焦點，文化生産傳播形成多樣融合、虛實交融的新格局，數智時代的文化與現代社會産生深刻互動，通過價值塑造、凝聚共識、創新賦能等方式，為社會現代化提供強大精神動力。

數智時代文化領域治理的多維特征。數智時代文化現代化，不僅是文化觀念、機制、内涵的現代化更新與體系化變革，也是文化生産、傳播、消費、治理等各環節的全方位變革。基于前述對數智時代背景下文化現代化演進規律的分析，以數智技術賦能文化治理體系和文化治理現代化，關鍵在于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現實要求，全面把握文化領域治理複雜交織、互嵌互動的多維特征，以适應技術劇變對文化結構模式、文化發展業态、文化建設場域、文化政策制度等方面帶來的影響。

文化結構模式呈現跨域變構特征。新時代新場景，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智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文化事業和産業的邊界不斷拓展，文化與科技、經濟、社會的融合日益加深。這些變化對文化結構模式産生了深遠影響，文化結構模式從傳統的線性、單一化向多元、動态、智能化方向跨域變構和轉型。這種變化轉型不僅要求文化治理模式從傳統的靜态、單一主體治理向動态、多主體協同治理轉變，同時強調在不同領域、不同層級之間實現治理的協同與動态調整。對文化結構模式的跨域變構治理，是一個涉及多領域、多場景、多主體、多技術協同的複雜議題，其核心在于如何實現“跨領域協同、動态性适應、疊加性賦能”治理。具體而言，文化治理中的内容創作、技術應用、市場監管、倫理規範等多個領域，能否在數智技術全面滲透嵌入的過程中打破領域界限，實現文化治理各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社會組織等的協同治理。數智技術的快速疊代使文化治理情境具有高度動态性和不确定性，文化治理機制需要具備前瞻性和靈活性，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技術和文化環境。與此同時，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能夠實現對文化的場景感知、算法優化、智能分析和精準決策，數智技術賦能和提升文化治理效能由此成為可能。從整體上看，數智時代下對文化領域的跨域變構治理，不單單是技術與機制的融合，更是文化治理趨向人性化、精準化和智能化發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構建人機協同、可信、向善的文化治理模式，更好地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文化業态場景呈現疊代更新特征。數智時代背景下，數字技術、生成式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虛拟現實（VR）、混合現實（MR）、增強現實（AR）等新興技術不斷嵌入文化領域，使文化業态場景的更新疊代呈現諸多新變化。例如，文化業态融合與升級方面，“文化＋科技”“文化＋旅遊”等模式創新使得文化生産及傳播形式得到極大擴展，為用戶提供了多感官交互技術支撐的沉浸式文化體驗，文化消費不再局限于線下或線上單一場景，而是通過數智技術打造虛實結合的交互式、生成型新場景。數字平台利用大數據向用戶提供個性化的内容推薦和定制化服務，文化供給從提供單一文化“物質産品”向提供文化“綜合體驗”轉變，文化消費場景從“觀看式、單向度”向“沉浸式、交互型”轉變。面對這些變化，文化業态場景的更新疊代治理亟待适應技術創新、業态融合及快速更疊的市場需求。為此，應充分重視數智技術賦能文化業态治理，利用統籌式思想、互聯網思維、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為文化業态的更新疊代提供治理範式創新支撐，如以共軸式治理、敏捷治理、生成式治理等新興治理理論為文化業态提供治理思路，以期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實現新興文化業态場景全域感知、跨域協同、共軸發展、策略創生、精準監管，實現從微觀個體到宏觀系統的動态治理。面對快速疊代的文化新業态，也應注重鼓勵自主創新，在可控範圍内探索容錯糾錯機制，以監管引導文化新業态健康發展。

文化建設場域呈現集群發展特征。數智時代為文化建設場域的集群發展提供了新契機。文化建設場域集群一般可分為文化事業場域集群、文化産業場域集群、新型文化空間集群等，其發展對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起着牽引作用。文化事業場域集群如集中設置、建設發展和協同管理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等公共文化場所，在文化傳承傳播和公共文化服務中的效能日益凸顯；在發展新質生産力和數智時代背景下，文化産業集群作為一種新興的産業經濟形式，主要以“園區型”集群模式實現文化産業的高質量集聚發展，同時也兼有龍頭企業整合産業鍊、塑造文化品牌的集群，牽引帶動文化創意産業與制造業、旅遊業協同融合發展的集群，以及挖掘地方文化資源、區域特征鮮明的地方特色文化産業集群等。一般而言，文化建設場域集群發展的驅動機制是以科學規劃實現文化設施、文化産業的集群化與均等化布局，提升文化建設效益；無論何種集群模式，文化建設場域集群發展的治理策略可以通過機制創新、政策支持、技術賦能、資源整合、空間優化和社會參與等方式，促進文化建設場域的集群發展成為推動各地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提升區域核心競争力和文化軟實力的有效途徑。如文化建設場域集群中的文化機構，可利用數智技術實現跨區域、跨部門的資源共享，打破“信息孤島”，優化文化資源整合與配置；在文化空間優化過程中，應推動城市地标性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化設施的集群化布局，同時注重基層文化設施的均等化布局，着力打造公益性主流文化傳播圈，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基層擴散力。

文化政策工具呈現系統賦能特征。政策工具通常指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為實現特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具體手段和措施，其核心在于通過工具的系統組合與協同賦能，提升政策的整體效果。文化政策工具對文化領域具有系統賦能的治理作用，一方面，其在文化政策實施過程中将政策理念轉化為實踐，以達成某種具體的文化治理成效；另一方面，文化政策工具還兼具多重治理功能，如目标導向、資源分配、行為引導、協調整合、評估反饋等，這些功能相互作用，共同推動文化政策目标的實現，從而提升政策的系統性、有效性和文化治理能力。數智時代背景下，文化政策工具對文化領域的系統賦能治理還體現為文化政策的科學規範、靶向制定與精準評估，如數智技術為文化政策的科學制定和精準評估提供技術支撐與數據基礎，建立科學合理的文化規劃政策體系和綜合評估指标體系，利用大數據、雲計算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術，可實時跟蹤文化事業與文化産業的發展态勢，客觀衡量文化政策執行效果。數智技術為文化政策工具的使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有助于構建精準化、協同化、智能化的文化政策發展及評估體系，及時捕捉文化建設發展的趨勢和遭遇的困境，為推動文化政策的創新與調适提供科學依據。

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重大意義與内涵

充分認識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重大意義。推進文化強國建設，是全面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方面。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标的建議》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這标志着我們黨深化了對文化建設重要地位及其規律的認識，體現了我們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踐行新時代文化建設新使命、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的信心和決心。但同時應當看到，文化安全在數智時代及國際文化軟實力競争加劇背景下面臨着諸多風險挑戰。這要求我們站在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高度，提高對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認識，促進文化發展和文化安全的有機統一。

《決定》指出，“國家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緻遠的重要基礎”，要“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内涵非常豐富，是事關我國前途命運與現代化建設的重大議題，在其研究的政治性、理論性、系統性、科學性、實踐性和方法論等方面要求極高，尤其涉及總體國家安全、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文化建設和文化治理等重點領域。文化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風險是維護社會穩定、防範社會風險的重點關注領域，文化建設和文化治理分别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内在要求和實現途徑。我們必須深刻把握文化強國戰略目标部署的時代背景，全面理解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重要戰略意義。

首先，文化發展内涵的深化，對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提出新要求。我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文化領域的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機制創新，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日益加深。這要求以創新方式實現文化發展與安全的有機統籌，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更高水平的文化安全環境。

其次，文化安全内涵的延展，對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提出新挑戰。當前國際國内各類風險因素交織疊加，我國國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要豐富，文化安全向意識形态、網絡傳播等領域不斷延伸，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對文化安全保障方面的要求上升到更高層面。

最後，數智技術打破傳統文化邊界，需要在更高層面上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數智時代文化的内涵與外延不斷拓展，文化發展與安全呈現諸多新特征。在此背景下，文化發展和安全是相輔相成的，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文化發展和文化安全的聯系日益加強。要将最新的發展成果運用到國家文化安全建設中，推動文化發展和文化安全二者協調發展，實現更高層面上的統籌。

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範疇與内涵。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是具有基礎性、戰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維護文化安全是中華民族精神、價值觀念和信仰追求延續與發展的重要保障，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支撐，是構建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内容，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要基礎。

從學科範疇看，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涉及多個學科方向，有必要厘清相關學科發展前沿及演變脈絡，對當前文化發展、文化安全、文化風險、文化治理等相關領域的研究進行歸納分析。以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為主題，基于統籌、發展、安全、風險、文化等核心關鍵詞，統籌管理學、法學、工學、安全科學、信息科學、人工智能等多學科，初步構建基于知識圖譜的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跨學科知識體系。

當下，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推動社會科學研究在廣度與深度上産生了質的飛躍。在跨學科知識體系的具體構建過程中，需要通過知識抽取和提煉，以對各有關學科的相關理論、模型及方法展開系統梳理為基礎，強化文工學科交叉思維，将這些跨學科的知識要素進行知識融合，形成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研究的跨學科知識圖譜，同時注重将分散在各個學科的理論、模型和方法進行整合，最終形成涵蓋學科層面、理論層面、方法層面的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跨學科知識體系。

從實踐向度看，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是一個涉及新時代文化領域重要戰略思想、文化現代化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内涵強調在推動文化繁榮發展的同時，确保文化領域的安全與穩定，體現了對文化領域全面、系統、長遠發展的整體性把握，是提振民族精神、建設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要保障。其中，文化發展是指通過各種機制、措施和手段，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促進文化傳承、創新和繁榮，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文化安全則指國家文化核心價值體系的主導性、文化傳承發展體系的創新性、文化建設生态體系的系統韌性，不受外部滲透、威脅或破壞的持續穩定狀态。本質上，文化發展和文化安全是辯證統一關系，二者相輔相成、互為條件、不可偏廢。

數智時代背景下，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内涵要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塑造增進文化自信、推動文化傳承創新、促進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核心能力；二是完善以達到高效維護和鞏固國家文化戰略發展主體性、安全性和創新性高度統一為目的的治理機制保障；三是面向數據、智能科技等新興技術深度融合的變革機遇和風險挑戰，促進文化建設理念、技術和制度創新，構建“數字-智能-安全”一體化協同推進的文化傳承發展體系。

數智時代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風險挑戰與治理趨向

數智時代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風險挑戰。當前，世界各國的博弈競争不斷加劇，新科技新産業的颠覆式變革加速推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加紛繁複雜、充滿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文化領域整體上面臨的風險困境主要包括戰略性系統風險、深層次發展風險、博弈性安全風險等。具體而言，數智時代的文化安全風險挑戰，可以從文化體系、技術倫理、全球競争及外部環境等維度分析。

文化體系面臨的風險挑戰包括西方國家通過文化輸出和價值觀滲透，可能沖擊國家文化主權、傳統核心價值體系；個人主義、消費主義與“技術殖民”混合，易導緻文化生産及傳播媚俗化、同質化，削弱文化創新、弱化文化認同，不利于培育文化自信；數智技術極大改變了文化生産、傳播和消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文化傳承發展的穩定性、延續性，甚至可能危及文化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生态系統。

技術倫理面臨的風險挑戰包括數智技術濫用與異化風險，即數智技術具有隐蔽性等特征，能夠提供虛拟空間載體和場景，加之算法邏輯可以制造大量“信息繭房”，影響和威脅文化安全；算法黑箱與技術依賴風險，即算法的不透明和複雜性，可能導緻算法黑箱，進而解構文化秩序甚至消解文化價值；數據安全與隐私洩露風險，即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不合理應用所引發的數據濫用、隐私洩露等問題，這些風險不僅威脅個人隐私，還可能對文化發展體系構成極大的安全隐患。

全球競争及外部環境面臨的風險挑戰包括文化霸權與意識形态滲透，主要表現為西方霸權國家利用科技與經濟優勢，實施“西化”“分化”策略，在文化交往空間、網絡虛拟空間等進行意識形态擴散滲透，威脅國家文化安全；全球文化傳播與文化市場的競争挑戰，在全球文化競争白熱化的态勢中，我國文化海外傳播策略有待優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亟待提升。

應對上述風險挑戰，必須站在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高度，把握戰略機遇，找準風險危機的根源，充分發揮技術驅動、國際合作和文化治理等綜合作用，有效提升文化安全治理能力，構建文化新安全格局，推進文化強國建設，促進文化繁榮發展。

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共軸式文化治理”理論意涵。文化治理現代化的目的，是在适應文化與科技互嵌融合的基礎上，以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理念與實踐，推動文化領域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深入推進文化治理現代化，需要明确多方治理主體的角色定位及其相互間的合作方式和邏輯，适應文化觀念、文化體制、文化生産與傳播等方面的全面變革。同時，更要注重把握數智賦能對于文化發展和文化安全治理的影響機制。數智賦能主要體現為推進賦能對象的精準化、智能化、協同化、動态化，有助于在資源保障、技術創新、品質提升等方面增長數智服務能力和價值。文化現代化的演進過程紛繁複雜，面臨着多重嚴峻的風險挑戰，需要密切關注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過程中的風險識别、監測、決策與治理，通過引入“共軸式文化治理”框架、思路及方法予以破題化解。

何謂共軸式文化治理？作為具有前瞻性、互動性、響應性、靈敏性等特征，同時具備較高适應性、穩定可控的理念機制或行動方案，共軸式文化治理主要包括兩個對立統一的治理維度及驅動機制：其一，形成以文化創新創造為内核，同時涵蓋精神、物質、制度和行為四維向度的文化建設與發展框架；其二，形成以文化安全風險規制為重點，同時減少和抵消其為文化傳承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産生反向“扭矩”的因素，并顯著強化促進文化實力提升的文化安全治理保障機制。

共軸式文化治理作為一種新興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其定義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共軸式文化治理概念，是指把文化作為複雜社會治理的重要範式與工具，基于總體國家安全觀與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目标要求，将共軸式文化治理的理念、機制和方法運用到國家新安全格局與新發展格局協同構建中，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狹義的共軸式文化治理概念，是指以文化領域為治理對象，在複雜多變的文化建設環境中，圍繞以高質量文化發展和高水平文化安全協同并驅，推進文化創新創造這個核心主軸坐标，聚焦形成我國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生态體系這個主線目标，構建多主體協同合作的治理架構，整合各方資源力量和不同維度的治理要素，形成穩定可控、驅動力倍增的文化“發展-安全”共軸統籌、協同并驅的融合治理機制，最終實現文化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一般而言，數智時代共軸式文化治理理論的分析框架（見圖1）主要由共軸式文化治理核心概念、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關鍵問題、基本原理、方法體系、治理範疇、治理對象、主體結構、空間場域等多方面要素構成。其研究目标是構建一套具有中國本土特色、客觀反映文化發展和文化安全“共軸統籌、融合協調”基本規律的原創理論；其現實目标是加快構建文化傳承發展新安全格局，有效應對數智時代文化體系、技術倫理、全球競争及外部威脅等層面的風險挑戰，提升文化建設和文化治理效能，構築我國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生态環境與屏障體系。

來源：作者自制

圖1 數智時代共軸式文化治理理論分析框架圖

數智時代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選擇。《決定》指出：“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業、文化産業發展體制機制，推動文化繁榮，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這為我們在數智時代背景下，以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加快文化強國建設步伐、實現文化現代化戰略目标提供了行動指南。

在數智時代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戰略思路方面，堅持“兩個結合”是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根本要旨。必須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樹立系統觀念、增強創新意識、堅持守正原則，增強文化自信，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堅持“三個面向”是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基本要求。必須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完善意識形态工作責任制，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産品供給機制，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着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

堅持“共軸協調”是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核心要義。必須牢固樹立建設文化強國、推進文化現代化的戰略目标，肩負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深入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加快适應信息智能技術迅猛發展的新形勢，堅持以文化發展為根本、以文化安全為支撐，以文化發展和文化安全“共軸統籌、融合協調”為内核，全面應對數智時代文化領域風險挑戰，着力提升文化創新創造和文化安全風險評估、監測預警和危機應對能力，培育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促進高質量文化發展和高水平文化安全良性互動，為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提供堅實保障。

數智時代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行動路徑。當前，我國文化領域正面臨着曆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處于從文化大國向文化強國轉型的關鍵時期，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作出了系統部署。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内形勢和新一輪科技與産業領域的颠覆性變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沖破慣常觀念束縛、突破固化思想藩籬，站在宏觀戰略高度對數智賦能背景下文化發展和文化安全如何統籌、如何互構等重要議題進行全局性破解，進而落實到中、微觀層面的實施路徑中。基于前述數智時代文化領域面臨機遇、風險和挑戰的探讨，為“十五五”時期更好地統籌文化發展與安全，本文提出四個方面的治理趨向及行動路徑。

第一，堅持統籌兼顧，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保障文化發展方向。“統籌兼顧”強調在複雜多樣的事務中，把握重點、協調各方，以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是中國共産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重要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數智時代文化建設的重要行動路徑，尤其需要善用統籌兼顧這個方法，創新性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文化建設領域的創新性統籌，需要通過高站位引領、高品質規劃、高質量驅動、高效能治理來實現。為此，必須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态。必須持續加強理論武裝，健全黨的創新理論指導實踐工作體系，以先進思想文化引領社會進步發展。必須把堅持和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領導落到實處，把方向、抓導向、管陣地、強隊伍，彙聚起文化強國建設的強大合力。

第二，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創新文化體制機制，加強文化建設頂層設計。文化兼具意識形态屬性和産業屬性，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建設文化強國、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過程十分複雜，必須保持高度的戰略定力，堅持深化改革關鍵點，破除束縛文化創新創造的機制障礙，以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探索培育發展文化新質生産力，有效推動文化領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強國建設是一項包括政策制定、資源配置、市場培育、人才培養等多個子系統的系統工程，每個子系統都有特定功能和目标，彼此之間相互關聯、高度依賴。必須加強文化建設頂層設計，在推進文化強國建設的過程中，堅持前瞻性思考、戰略性布局和全局性謀劃，從宏觀層面制定文化建設中長期發展規劃，明确遠景目标和階段性目标任務。必須着眼于增強文化自信、強化文化價值引領，建立健全“統一領導、協調聯動、運行順暢”的文化建設管理體制機制，推動文化與科技、旅遊等相關領域深度融合，探索構建和完善包括國家層面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專項領導小組、重點文化領域安全治理機制和部際協調制度、文化安全法律法規體系等在内的文化治理體制機制。

第三，強化戰略協同，優化文化體系結構，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戰略協同是指複雜系統組織内部或跨組織之間，通過協調和整合不同的戰略資源與行動，實現整體目标的過程。高質量文化發展和高水平文化安全，必須以優化文化體系結構、增進各分系統之間的戰略協同為立足點。數智化轉型背景下，文化領域内、外部之間尤其應在戰略實施進程上保持動态協同性，強化需求對接和資源整合的機制協同，以及打破技術壁壘的跨域協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正确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一體化發展。健全現代文化産業體系，打造高質量文化産業鍊。探索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突出優勢互補和能力整合，構建多層次、多渠道的文化生産和供給模式，提升文化高質量發展效能。

第四，用好賦能規制，增強數智疊加效應，提升文化精準治理水平。數智時代文化領域的風險挑戰複雜交織、多重疊加，必須善用科技創新嵌入的機制和手段，構築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的生态屏障體系，夯實文化發展與安全的平衡點，提升文化安全促進文化發展的驅動力。既要注重增強數智技術賦能文化發展的疊加效應，也要注重不斷提升文化安全的新興技術治理能力。建立健全文化領域安全監測和應急管理機制，試點建立國家文化安全監測治理平台（可由政府部門指導、高校或科研機構承建，促進我國重點文化領域安全的日常監測、風險評估、安全預警和危機應對能力的整體提升）。發揮政府監管和市場機制的護航作用，完善政府部門文化監督能力和文化市場手段配套建設，加強對文化内容、文化市場、文化傳播的科學監管與規制，如利用數智技術加強對網絡文化内容、輿情傳播等的監測和管理，提升文化精準治理水平。新發展階段，要協同構建新安全格局與新發展格局，使之緊密聯系、相互滲透、包容互促。數智時代統籌文化發展和安全，需要發展視野和安全思維，形成文化新安全格局與文化新發展格局相互促進、協同共進的新局面，以高質量文化發展促進高水平文化安全，以高水平文化安全治理體系編織文化強國建設安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