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番世界政治“資治通鑒”的工作

                                                ——《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自序

                                                                                張文木  

以史為鑒，可知興替。未來的中國确實需要《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這樣一部總結曾在全球政治中起過主導作用的國家經營和治理世界的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思考中國未來安全戰略的著作。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已使其政治和經濟在相當規模上卷入了世界，這迫使我們不得不考慮經營和治理世界的問題。這是一個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曆史性轉變，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

美國的片面的世界治理模式帶來的問題促使人們反思，試圖從東方文化中尋找有益的思路

經營和治理世界，尤其是經營和治理已為工業革命改變并由市場聯為一體的世界，是需要區别于中國昔日曾居于主導地位的農業全球化時代的經驗，而在這方面恰恰又是中國人比較欠缺而西方人比較擅長的。中國在中世紀曾是世界性的大國，但那時中國人治理世界的經驗隻是區域性的。真正将民族的生活帶入全球性聯系的是發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先将歐洲人送上世界政治舞台，他們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由此開辟了人類曆史上以資本為中心的工業全球化時代。英國工業革命将相互封閉的區域民族經濟納入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與此相應，英國人也就當仁不讓地扮演起世界政治主導者的角色，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出相應的世界經營和治理模式，即世界殖民模式。這種模式一登上世界舞台就被異化為直接軍事占領、掠奪并對殖民地人民進行奴役的帝國主義模式。它以黑格爾稱之為“惡動力”即殘酷和赤裸裸掠奪的方式推進了人類的進步。這種模式從英國工業革命後保持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并最終為戰後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所吞沒，但它畢竟為人類開辟了相互聯系為一體的曆史。關于此，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取代英國之後的是美國-蘇聯模式。美國人曾與蘇聯人聯袂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歐洲危機，啟動了世界範圍的“民族自決”運動并由此瓦解了大英帝國。此後世界開始進入由美國和蘇聯共同主導的新的世界治理模式——這與19世紀初英國和沙皇俄國聯袂擊敗拿破侖帝國後共同主導世界的曆史進程在形式上非常相似。我們确實不能割斷蘇聯的曆史與全球化進程的聯系，它曾通過制約資本世界的片面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這一時期，美蘇兩種模式通過相互制衡而相互補充——蘇聯方面強調以公平帶動效率，美國方面則強調以效率帶動公平——并成為戰後世界治理的主導力量。蘇聯解體後，世界治理失去公平力量的制衡，美國獨霸天下。在這一時期，“全球化”就成了“美國化”的婉轉表述；與此同時産生的新問題是：美國模式因失去制衡而顯其片面性，并因此更加脆弱。

美國的片面的世界治理模式帶來的問題促使人們反思。“9·11事件”後，人類再次開始“尋找回來的世界”：他們将目光從西方移向東方，從“希臘文明”移向“中華文明”，試圖從東方文化中尋找有益的思想。而東方，尤其是中國在這僅有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所創造的巨大成就，又進一步增強了東方文化的魅力。

經營和治理乃至改變世界，光有雄心壯志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善于學習

今天的中國已從“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轉為世界經濟、世界政治的一部分。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内，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這種情況現在已有改變：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的發展曾對阻止亞洲和世界經濟的進一步惡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對世界經濟複蘇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當代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已成為推進世界發展的重要動力。

今天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此深刻地卷入了世界，以緻中國人不能不考慮經營和治理世界的問題。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稱為“包含着新世界觀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即《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學問不能僅僅滿足于解釋世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也肩負着改變中國與世界的偉大使命。

但是，經營和治理乃至改變世界，光有雄心壯志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善于學習。學習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而是為了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不僅僅要向我們的朋友學習，還要向我們的對手，特别是曾經打敗過我們和被我們打敗過的對手學習。

總結英國、美國、蘇聯經營和治理世界經驗下番“資治通鑒”功夫

戰場是最好的課堂，對手是最直接的老師。在這方面，英國、美國、蘇聯等國家留下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這首先需要我們的知識分子對其加以總結，為此，我們還真需要為未來的中國準備一部總結這些國家經營和治理世界經驗的“資治通鑒”。

中卷從俄羅斯一直寫到印度和印度洋，約百萬字。内容分三個方面：（1）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特征；沙俄帝國和蘇聯的興亡經驗及其中反映出來的俄羅斯介入，尤其是強力介入世界事務力量的極限與底線。在篇幅分配上，這部分是全書的重心。（2）印度洋地區的地緣政治特征及此間的大國博弈規律。（3）提出國家崛起的非線性規律，認為世界性危機也是大國崛起的契機。筆者還就北極解凍的氣候變化提出預警，認為：這将使俄羅斯在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壓力并因此大大改變俄羅斯原有的無“北顧之憂”的國防結構——這與曾為中國安全提供絕對保障的東海在被擁有蒸汽動力和遠航技術的西方人征服後所引起的中國安全“後院起火”及中國海軍由此出現的情形非常相似。鑒于俄羅斯人口增長速度過于緩慢以及北方邊境的過于漫長，這種新産生的安全壓力對未來俄羅斯來說将是難以承受的，但這同時又為中俄戰略合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總結這些經驗是絕對必要的，因為知己知彼，是中國将來能夠平等地與其他國家參與經營和治理世界的必要條件。我在本書的上卷及其他著作中曾提出：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導出的國家力量的絕對有限性和國家發展需求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國家發展自始至終面臨的基本矛盾。隻要這個基本矛盾是絕對的，那麼國際鬥争就不可能消失。

參與大國博弈僅憑勇氣是不行的，它需要知識，更需要經驗，尤其需要血寫的經驗。經驗與财富及一般的知識不同：财富可以繼承，一般的知識可通過強化訓練快速掌握，而經驗既不能直接繼承又極難強化掌握。這樣就留下了一個知識增長的悖論：人在繼承上代留下的财富的時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經驗，而獲得經驗的時候卻又同比地失去财富。這就是人常說的“富不過三代”和“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的道理。毛澤東是明白這個道理的，1964年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産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他要求黨的幹部必須在實踐中，尤其要在“驚濤駭浪”的實踐中經受鍛煉并由此積累治國經驗。國家決策失誤的負反饋在危機中來得最快，這樣經驗也積累得最快；而承平時期，決策失誤的負反饋來得非常慢，可能隻有到下一代，甚至下幾代人才能感受到以前決策失誤所造成的惡果。很少有人願意為遙遠的未來危機而犧牲眼前的利益，這樣就在國家肌體中植入了衰敗的内因。具有豐富治國和外交經驗的俾斯麥對這種知識增長的“悖論”也深感無奈。他寫道：“社會輿論通常隻有回顧整整人類一代的曆史，才能了解在對外政策中所犯的錯誤，而Achivi qui plectuntur（應當得到報應的希臘人）不總是錯誤舉動的直接的同時代人。政策的任務就在于盡可能正确地預見到别人在現成的狀況下會做些什麼。這種遠見的能力，很少是生來就能達到這種程度，以緻不需要相當的實際經驗和個人知識，就能發揮作用。”俾斯麥的這句話是說給當時的德國人聽的，但也許對我們今天長期處于和平年代的中國更有意義。因此，我将這句話放到全書的開篇。

（作者為beat365英国官网网站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本書序言發表時有删節）

（王遠程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