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beat365英国官网网站（公共管理學院）李健教授、研究助理宋麗朱于《中國行政管理》發表《類型學研究方法：概念辨析、研究步驟與拓展應用》一文，以下為文章全文。
【摘 要】類型學是一種先于經驗的，用以概念生成、類型構建和模式對比的研究方法，适用于對複雜社會現象的挖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然而，囿于缺乏系統的方法論指導，學者們對其規範使用依然所知甚少。本文在界定類型學方法概念的基礎上，對類型學與分類學方法使用的常見誤區進行辨析，并詳細介紹了類型學方法遵循的“建構－實證－比較”研究步驟。在近期研究中，類型學方法呈現從靜态研究向動态研究拓展趨勢，特别是從模式分類到因果機制的轉變升級，這一新動向為類型學研究塑造出新的研究範式空間，值得被更多學者發現、讨論與運用。
【關鍵詞】類型學；分類學；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一、引言
烏卡時代充滿複雜性和異質性的社會現象給社會科學研究帶來巨大挑戰。人們習慣性地将未知的事情與以往熟悉的事物聯系起來，把特征相似的事情歸為一類，以便快速了解。分類實現純粹描述性研究向解釋性研究的轉變，是實現“有序控制和預測”至關重要的一步，解釋其背後暗藏的重要假設。［1］為了考察情景對組織行為的重要影響，研究視角既要關注宏觀層面的綜合情境和中觀層面的離散情境，又要統合微觀層面的主觀性情景。［2］然而，試圖在一項研究中涵蓋所有層次的“情景”是不現實的，為了使理論和實踐更好地結合，學者們考慮将類型學方法與定性或定量分析等其他研究方法相結合，為整合性情景與具體的組織行為與态度提供一種解釋性鍊接，從而建構出中層理論。［3］
作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個成熟的研究工具，類型學在概念生成、類型構建、模式對比和機制探索等方面獨具優勢，在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考古學、語言學等領域被大量使用。一方面，類型學在建構理想模型時使用了多個維度，緩解理論矛盾或沖突問題，并且提供多個理想方案供選擇和決策；另一方面，類型學能夠納入多種情形進行觀察，解決經驗矛盾或沖突問題，或者是單一機制解釋失效問題。類型學既可以提供理論貢獻，又具有實踐價值，被學者們越來越多地使用。［4］然而在管理學和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鮮有學者系統介紹類型學這一研究方法，導緻許多研究成果存在誤用的情況。
本文梳理了類型學的概念與類型、總結了操作步驟與拓展應用，填補了類型學理解與使用的研究空白。首先，闡述了類型學緣起，厘清了類型學與分類學使用誤區；其次，論述了類型學方法在“建構－實證－比較”環節的運作流程；最後，讨論類型學方法應用的新趨勢，即從靜态類型學到動态類型學，再到因果機制的類型學新範式。
二、類型學的緣起、概念與辨析
（一）類型學的緣起
中國古代對“類”的讨論有孟子的“同類者，舉相似也”、墨家的“若”和孫龍選擇與第三方作比。［5］西方亞裡士多德的經典理論認為類别是由一組具有充分必要特征的個體組成的集合，不是屬于該特征類别，就是其他類别。［6］此外，柏拉圖的認知論、康德的認知論和李凱爾特的文化科學等諸多學者的研究中也都涉及類型學思想。然而，學界最著名、最權威的類型學概念起源于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韋伯在1904年首次對“理想類型”概念作了全面論證，将其作為分析個案發展動态的測量工具，用來解釋社會科學的個體文化現象。［7］此後，韋伯将此概念用于自己的分類研究中，如合法性權威類型、科層制、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等内容。其功能在于通過建立一套标準，對處于雜亂無章、無序性的現象和經驗資料進行抽象，為人們提供一種邏輯系統和思維網絡，［8］超越時空限制地認識和了解社會現象。
（二）類型學的定義與類型
類型學（Typology）也稱“标型學”，是一種分組歸類的方法，以理想類型觀念為基礎，是在經驗出現之前就已經完成設定的概念建構。［9］使用類型學方法把具有同質屬性的研究對象劃分為一組，将異質性對象排除在組外，凸顯組内同質性與組間異質性的結構張力，其目的是把已有知識初步條理化并幫助形成新的知識，給予觀察者指導，使其在觀察事物時省去繁雜的步驟。［10］
類型學可以根據學科應用劃分為政策類型學、語言類型學、建築類型學等；在方法論上，科利爾将類型學劃分為描述性類型學和解釋性類型學，行與列是解釋型變量，單元格是假設的結果；［11］吉爾林系統地闡述了六種類型學，包括隻遵循一個分類标準的簡單類型學、按照時間排序的時間（周期）類型學、幾個類别變量交集形成的矩陣類型學、以層次方式延伸的分類類型學、多個子類型的組态類型學和已發生類型影響後續類型的序列（過程）類型學。［12］
（三）類型學與分類學的辨析
類型學的關鍵特征在于它的維度代表概念，而不是經驗案例。概念表達了研究對象的内涵，基于内涵命名劃分類型，體現了案例内涵與理論、術語之間的抽象本質聯系。由此，完成“抽象”的概念化類型，将具體案例歸納進抽象的類型，形成分類研究的分析閉環。概念的維度對應着類型學常用單元格形式的行與列，橫縱變量通常組成矩陣單元格，确認案例的核心屬性，實現類别維度與頂層概念的聯系。［13］類型學為理論化過程提供了一種合理的“内部”視角。
類型學是一種分組歸類的認識方法論，在研究過程中有不少學者将其與分類學混淆。［14］［15］許多文章宣稱使用了類型學方法，但實際卻使用的是分類學。［16］顯然，學者們并未清楚區分類型學與分類學兩種研究方法之間的差異。類型學與分類學本質都在于把事物進行歸類，是分組歸類認識方法論的兩種路徑。［17］它們主要區别在于前者側重概念體系，後者側重經驗體系（見表1所示）。
分類學（Taxonomy）是基于可觀測和可測量的經驗性特征來區分項目，［18］在觀察方法上，根據實踐經驗和量化數據對研究對象進行精準化分類及歸類，其本質屬于普通描述性歸納。此方法通常用于自然科學中的生物學，根據自然屬性分類，将觀察對象歸入界、門、綱、目等内容。具體步驟是找出已經存在的研究對象的重要特征或劃分标準，層層抽象，将具有相同或相似重要特征的對象歸為一類。類型學的經典研究範式是理想類型法，需要研究者做一個基于現實、接近典型的理想化主觀建構，超越現實和主觀感受，這要求研究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才得以确保劃分的理性與純粹；研究者的建構必須在邏輯上有一緻性，為案例的比較提供内在邏輯框架，不能違反經驗的因果關系，盡量避免理想概念與現實世界的脫節、沖突與矛盾。［19］研究者以理想概念對标現實社會，審視現實與概念之間的差距，并對這種差距做出因果解釋。可見，類型學用于探索事物發展規律與變遷，在概念體系建構之後往往需要進行實證。圖1對比了類型學與分類學搭建框架的不同路徑，可見類型學相較于分類學更加凸顯人的主觀抽象能力。
三、類型學的操作步驟
類型學建構的理想類型是根據研究者的實踐與學術價值耦合的一種思維圖像，是一種“方便使用”的概念分析工具。研究者抽象社會現實特征，在思想層面搭建的一套普遍性的、完美的和純粹的“烏托邦”秩序。與之相反，實踐活動的具體性與特殊性促使行為在落地實踐過程中不斷抽離理想要素，因而，想用理想類型衡量現實，需要提前确認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并解釋距離存在的原因。通過現實情形與理想類型對比包含了類型學方法的三種意義：一是考察了現實情形；二是檢驗了研究者的學術建構想象力；三是動态分析了不同理想類型互動與轉化的機制。類型學方法沒有固定的研究範式，其應用結果也會根據具體細節選擇不同而發生變化。綜合現有文獻，将類型學遵循的研究路徑總結為“建構－實證－比較”三個環節（見圖2所示），進一步可細分為明确對象、尋找變量、設計維度、模型選擇、抽象概念、實證檢驗和比較分析七個步驟。
（一）明确對象
研究問題必然來自一定的社會現象。在現象之下界定研究問題，不斷調整研究方向，縮小研究範圍，尋找研究對象。明确研究現象就好比是為研究範圍劃分領域的地圖，為類型學的自變量選擇提供情境變量。［20］首先，明确研究對象需要明确研究對象總體和分析單位。研究總體是指研究對象的所有個體單位組成的全體；分析單位是指研究中采用的基本單位，是在研究中用于分析和描述的人或事物，包括個人、群體、組織、社區、社會産品等類型。分析單位中的每個個體都可被直接描述，這些描述同樣可以解釋這些個體組成的群體，即研究樣本，也可以用來描述研究總體，或是将這些描述聚合起來解釋某種社會現象。比如，類型學可以用以政策實施路徑、社會治理方式等對客體内容的劃分，也可以對人、社會組織類型等主體内容進行區分。［21］其次，除了考慮研究對象的普遍适用性，還要考慮其個體特殊性。特殊性賦予研究對象具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質，找到機制運作的特殊原因或特殊依據，從特殊性抽象出普遍性，找到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最後，還要确保技術可操作性、倫理可行性和經濟性等問題，即研究對象是否可以被觀察、測量與分析，或是該議題是否具有社會和學術價值等等相關問題都值得探讨研究。在主體辨識結束後，根據研究需求分離“經驗先行”的分類學，選擇“概念先行”的類型學進行下一步類型劃分。
（二）尋找變量
劃分類型學的變量代表着研究情境，包括了塑造特定環境的宏觀綜合性變量、能夠直接影響行為或調節變量關系的中觀離散性變量和微觀的主觀性變量。情境變量限定了所要研究的組合變量的範圍，将研究對象放置于特定情形之下，研究對象受到時間、地點等綜合性變量的交叉約束，也同樣受到社會文化、資源等離散性變量的交互影響。選擇變量就是塑造情境，微觀行為映射宏觀現象，微小的變化也可能産生重要的影響。［22］因此，變量的确定要結合研究對象的特定研究情境。
對于關鍵屬性的變量選擇必須基于一定的理論背景。理論假設始終引導研究問題，确保研究目标不漂移，保證研究方向的正确性。通過研究問題或現有文獻，掃描研究議題中前人已研究内容，提出因果關系或因果機制的前提假設，在獲得本質認知後，抽取研究對象的關鍵屬性，或層層縮進研究主體場域，抓住與研究主體相關的關鍵因素，通過關鍵因素引申出劃分變量。例如，趙靜在選擇衡量執行協商效果的關鍵變量時，首先确定了政策執行的三個主體，即執行者、決策者和目标群體，其次以執行者為中心分析兩兩主體之間的行動及相互影響，最後提出了“政策裁量性”和“政策反饋性”兩個關鍵影響變量。［23］可見，關鍵變量提煉與研究對象選擇的精準度緊密相關，關鍵變量的得出需要對研究主體分析有清晰的邏輯思路和宏觀的抽象能力。當然，抽象關鍵變量時還需要考慮變量是否可以被測量，即是否有明确程度之分，如強弱、大小等。對于變量指标是否可以被明确測量的考慮需要前置于類型概念抽象。若所選的指标無法測量或賦值，研究很難繼續開展。
（三）設計維度
理想類型是抽象的社會，較适合于宏觀、抽象的社會問題的叙事與分析，選擇的維度變量将讨論對象置于有邊界的情境中，使得抽象化的概念具有理論可行性。一個全新的概念必然是從同一譜系的原始概念中衍生出來，用一些已知概念來定義新概念。由于原始概念個數是有限的，抽象定義時并不能無限循環，因此，設計的維度可參考原始概念特征和情境變量。
類型學維度設計應當遵守互斥原則和完備原則。［24］互斥原則的要求是分類标準之間不能存在交叉區域，确保任何一個個體隻能放進唯一組之中，不能同屬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如果一個現實情況能夠分配到多個類型的分類範疇，那麼顯然是概念設置錯誤或是不合适。如果大量現實情況不滿足理想類型标準，那麼可能是實證材料或是理解概念之間出現了建構思維錯誤，使得現實情況未能覆蓋進分類範疇。若隻有極少現實情況未能歸位是可以解釋的。完備原則指建構的類型學分類必須囊括現實中所有的可能的情況，任何一個個體都必須并且隻能歸屬于某一個組中，不能有遺漏。值得一提的是，韋伯認為理想類型是一種“烏托邦”，也就是說，理想類型框架建構後可能發現某一種理想模式在現實中可能并不存在，但這不代表研究是沒有意義的。［25］
維度的劃分既不能脫離理論，也要遵循現實依據的正當性。類型學是抽象但不是空想，有理論和經驗做支撐的概念能夠體現出一定的研究深度與厚度。理論基于經驗又高于經驗，一個理論應當從經驗生長出來，理論不能也不可能脫離經驗，無數經驗是理論的豐富滋養。當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可以抽象脫離現實表象，有了一定的一般普遍性，而理論依然是具體性的，類型學的建構過程兼顧依據的客觀性、邏輯性和學理性，實現現實效果、邏輯效果與學理效果相統一。将确定好的變量帶入橫縱坐标或是矩陣變量格，确定行列變量因素，鎖定研究對象所在的相對層次與範圍，通常表現為一個單元格一種模型，這些模型具有競争性與排他性。
（四）模型選擇
類型學模型根據劃分标準決定，而研究問題或研究對象的複雜程度決定了劃分标準的單一性或多元性。單一性标準，例如，按照單一劃分标準的社會形态或是根據固定兩極細分的“光譜圖”，皆可用單個坐标軸表示所有類型；當面臨多元性劃分标準時，學者們選擇将幾何圖形賦予分類意義，比如三角形、同心圓、矩形等。
遵循韋伯的理想類型，四宮格或四象限成為最常用的類型學模型，通常使用2x2矩陣或X、Y橫縱坐标軸作為維度數值變化範圍。需要明确的是，類型學是根據兩個維度，采取同一坐标系下、直觀地展現模式，并非為了象限而四分。［26］克利爾等将其基本模塊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總體概念，即圖示标題，通過理想類型衡量研究概念，換言之，理想類型是對研究概念的進一步解釋。其次是行列變量，總體概念被分解為兩個及以上維度，這些維度類别建立了類型學的行與列。正因為這些維度敏銳地反映出概念中變化的顯著元素，其合理性與連貫性對于總體概念解釋是至關重要的。這些變量的選擇并不局限于名義尺度、順序尺度，也可以是間隔或比率尺度。最後是矩陣圖形，上述維度組成的交叉表格形成了一個矩陣，幫助學者們強化思考理想類型間的連貫性與相關性。［27］
在2x2矩陣的基礎上，類型學模式又延伸出XYZ三維坐标圖、立方體圖、樹形結構圖和加入新的變量變成NxN的多維分類矩陣圖（通常指多于五維的分類設計）。其中，多維分類一般用于理論的完善，其搭建可能在一開始搭建時就具有多元指标，也可能是實證研究發現先前搭建的類别模式有新增變量。
（五）概念抽象
抽象是把事物共性的東西拿出來，概念化是指出術語具體含義的過程，概念的明晰既是資料收集的關鍵因素，又是機制具體化的關鍵步驟，為解釋因果關系和因果機制的理論化表達奠定基礎。［28］概念抽象對研究者的經驗與知識儲備有較大的要求，需要研究者在處理類型辨别與命名的過程中積極且精準地捕捉測量指标組合的特性。
概念命名為“詞”，“詞”是範疇化的節點，内藏将事物分類的行為。一切新概念的命名皆以原始概念為基礎，分析定義對象外在或内在的特征進行精密的描寫并加以區分。對新概念的命名可以适當加入優化要素，使得類型命名不過于死闆，從而引起讀者的興趣。例如，陳澤鵬等人将化解沖突方法命名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情理兼施”等名稱；［28］克朗勃捷使用了更加抽象的命名方式——“硬件”和“DNA”分别代表社會企業的“基礎設施”和“社會企業文化”。［29］
抽象形成的類型概念通常放置在同一坐标軸的不同單元格或是不同坐标點，兩個或多個維度的行列變量交叉為理想模型提供了最核心、最關鍵的屬性。通過橫縱坐标組合成的矩陣單元格蘊含着現實研究對象在同質環境下異質性區分的意義，可見，類型學概念既能表現宏觀共性又能凸顯微觀個性，對表格的解讀就是闡述類别與概念之間相互聯系的過程。概念生成的過程同時也是理論構建的過程，區别在于，概念屬于實質性理論中抽象水平較低的層次，還沒有上升到正式理論。盡管如此，它也構成實質性理論的組成部分。［30］
（六）實證檢驗
建構類型與識别現實情況的兩個過程是完全獨立的。類型學理想類型是一套精密而嚴謹的概念體系，但類型學種類由演繹産生，是事實的“脫域”，是從傳統的、具體的時空情境抽象建構的理想狀态模型。理想模型簡化了複雜、繁瑣的時空環境，劃分節點及類型也是基于抽象提煉和脫離推演，可能與實體情境存在一定的差異，所以，進一步的實證檢驗為理想框架提供足夠的證據支持或證僞。類型學劃分的維度越多，理論與現實對話角度越豐富，從而産生的理論貢獻和現實價值就越大。
實證檢驗既可以使用案例為主的定性方法，也可以使用數據為主的定量方法。類型學方法與案例研究結合，在相同環境中探索不同情境機制的形成，是“超越個案的概括”，［31］大多文獻在設定分類框架後尋找現實發生的案例，案例的選擇通常屬于同一議題，方便探讨同類事物的不同情況。并且，類型學不總是把直接的、詳細的觀察作為證據來源，選擇接受過社會輿論檢驗的公開資料同樣可以保證較高的資料可信度，［32］同時還能大大降低研究成本。與定量研究結合，類型學通常用來設定不同假設條件，尋找影響因變量的關鍵因素，能夠進一步探索理想類型的真實呈現，以此檢驗理想類型或評估理想框架。［33］需要補充的是，雖然類型學研究建構的概念體系理想模型不一定能在現實中完全對應找到，但在建構時不可因其不存在而不呈現。換句話說，理想模型數量永遠大于或等于實際存在。比如建構的理想模型包括四種模式，但經驗研究隻支持其中三種也是可能的。
（七）比較分析
異質性是所有社會人文學科的研究起點，類型學的分類自帶“比較”意義，既要證明幾種類型具有可比性，還要證明類型之間有顯著差異。比較分析不僅要對類型學中各個理想類型的優點與缺點進行描述，還需要做模式的組間對比，以此形成一個理想類型學解釋，提供研究對象在不同情境下的多種模式呈現，一定程度上滿足研究的多視角要求。類型學的比較分析探讨共性與個性，呈現整體形态下的差異模式，進一步剖析并讨論事物運行的多重邏輯，以及之間的互動關系，在宏觀、中觀和微觀研究視角下建構和完善知識體系。
類型學研究者尋找能與理想類型一一對應的現實情況，側重模式的靜态比較，得出一般規律。由于理想類型已經完成了假定預設，不同主體或事物按照互斥原則隻能選擇一種模式。模式之間各有優劣，學者分析每種類型的使用條件與情形，但無法選出完全占有的類型。這種比較範式意味着環境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一切都是基于靜态假設，本文稱其為靜态類型學。但是近來，學者們發現，僅僅讨論模式之間的優劣并不能解釋複雜的社會運作邏輯，并且發現理想模型之間存在轉化路徑，本文稱此範式為動态類型學。動态類型學，顧名思義，帶有動态發展之義，能夠反映研究對象會随時間、順序、環境而變化。動态類型學引入了時間變量，理想模式會随着時間和場景等特定條件的變化相互轉化，即在識别出占優模式後，其他模式通過何種途徑向占優模式轉化。動态類型學的出現将實質性理論從較低層次抽象的“經驗概括”提升到了“正式理論”的層次，推進了對一整組現象的描述和解釋。［34］
四、類型學的拓展應用
類型學劃分維度通常選擇某一現象存在的兩種理論進行組合，用來描述研究對象組成部分之間及其與外界的靜态平衡。諸多類型學用于分析研究對象的特征維度，反映了研究對象在某一特定時間或情境下的特征，抑或是尋找研究對象在不同維度或者某節點的差異。通過不同模式的對比發現各自優缺點，特别是在做決策選擇時，管理者在多個方案的對比考量中作出一個最優解，即形成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這樣呈現靜态的類型學源自選擇變量的靜态性，通常讨論在某一特定環境或固定時期下，根據變量值的變化框定了外在假設，塑造了幾種不同的情形。然而，這樣靜态的類型學卻并不能解釋内部機制形成原因。
由于社會呈非線性發展，研究過程是一個充滿變化的過程，研究者、被研究者或者是研究條件都可能會發生改變，單單尋找唯一的最優解不能快速迎合多變的情境，所以，類型學的研究也由靜态向動态轉變拓展。研究者選擇了時間序列、情景變換等帶有動态性因素變量，形成的類型學模型之間存在相互轉換的可能性，這也是對靜态類型學的升級應用，即靜态類型學的類别模型可能受到特定動态要素的變化而實現類别之間的轉換。可以說，動态類型學是在靜态類型學之上的進一步拓展。該領域的一個重要應用是學者們開始嘗試用類型學方法解釋因果機制。機制探索要求對事實的叙述，服務于對關鍵時序動因的挖掘。一般類型學研究隻需要找到是什麼因素（自變量）影響了另一個因素（因變量），案例分析和量化分析皆可探索“因果關系”，但這并不能讓讀者明白一個因素（自變量）是怎麼樣影響另一個因素（因變量）的，即需要探索的問題是：自變量通過何種路徑（機制）與因變量建立了聯系？其中是否存在中介變量加速或制約影響的發生？自變量是如何導緻因變量的？可以發現，機制是用來解釋的，不是用來推測的。類型學的建構變量為機制解釋創造了多個應用情境，理想類型為機制提供了分析主體。綜合前人研究，本文總結了三種類型學常用的機制研究範式：一是借助時間線梳理研究對象的發展變化；二是在已有模型中提取動态變量實現模式轉換；三是将具體機制作為變量置于概念化建構當中。
第一種就時間線變量而言，衍生出兩種情況。一是時間線機制，即探索同一研究對象的曆時性差異。例如陳超等人研究發現時間發展導緻國家政治、經濟等宏觀環境和組織規模、領導管理等微觀環境也會随之發生變化，外資商會政策參與空間的開放程度即使在同一地區也會有曆時性差異。［35］二是裡程碑機制，即把時間線加入某一自變量當中，作為劃分自變量的維度之一。例如朱旭峰在有關中國社會政策變遷中專家參與的研究中将專家參與過程分為議程設定、方案選擇兩個階段，根據專家在兩個階段的參與角色，抽象出社會政策變遷的兩個關鍵屬性來建構理想模型。［36］
第二種類型轉換使得靜态類型學與動态類型學建立了聯系，通常借助圖形加以說明，即決策樹機制。具體而言，靜态理想類型區分完成後，學者進一步發現，受到外界環境的複雜性影響，模型之間在滿足一定條件之後就可以實現相互轉換，類型之間産生流動性，形成一種開放的結構關系。類型轉換必然受到環境影響，但能實現根本轉變還得益于主體的轉變意識。樓蘇萍和白雪婷将處于不同決策階段的省級政府劃分不同類型，引入決策樹模型說明政府在決策實施所選擇的角色（轉包者、施壓者、政策設計者或提供者）發揮不同的統籌作用，結果不盡相同，進一步去探讨不同角色帶來的政策後果。［37］
第三種将機制加進理想類型的模式建構，探索不同情境下的因果機制，即理論嵌套機制。張雲昊基于分析社會學基礎，提出了“期望－信念－機會”（“DBO”理論）為核心的機制解釋模型，站在行動者角度解釋專家參與政策過程的規模化背後隐藏怎樣的社會驅動機制，通過這些機制反映了微觀行動是如何被驅動和顯化為宏觀社會現象的。［38］同樣将機制融入類型學劃分的還有趙靜對執行協商的研究。［39］比起張雲昊建構機制理論為結果分析的自變量之一，趙靜将政策執行協商結果因變量作為理想類型，尋找協商行為在政策下行時是如何影響政策裁量性和政策反饋性的，進而導緻不同政策效果的。這一形式拓展了類型學的應用，同時也創造出一種研究機制的新範式。
把機制作為變量嵌入的類型學對于因果機制理論鍊條的解釋需要有更翔實、更充足的經驗材料加以佐證，這需要研究者的長期過程追蹤。研究者“進入”場域，梳理混沌的演變脈絡，初期實證階段可以确認證據信息，但更多的證據是在溯因推理中挖掘的，深入探索自變量如何啟動中介變量，中介變量又是如何互動觸發因變量的發生。需要注意的是，因果機制研究受到潛在假設的影響，因此證據選擇具有指向性，這些原始證據必須經過評估、解讀的工序後才能被使用。
五、總結
作為一種熱門的分類演繹方法，類型學在人文科學學科研究的方法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尋找建構理想類型的變量時，将互斥原則和完備原則嵌入尋找假設條件過程中，依靠但不拘泥于理論和社會現實，充分發揮主觀抽象能力，建構理想中的模式。類型學的概念框架助力案例研究得出多情境下的、多角度的結論。類型學具有降低類别複雜性、具有彈性張力等多個優勢使得模型呈現更加開放的狀态，不拘泥于特定的形式或流程，給科學方法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多樣類型與多元路徑的類型學範式為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提供了一定的學理支撐。
靜态類型學模式幫助學者了解當前研究對象在某特定條件下所呈現的狀态、所處層級位置。将時間考量納入類型學建構，考慮更複雜的現實因素，稍加條件還能實現模式之間可以根據不同場景進行轉化，更加與現實社會發展相契合，對複雜的社會現實抽象，豐富理論知識體系。學者們在認識到社會情境的多因素複雜發展，僅僅探讨因果關系不能解釋異質性結果的産生原因，而因果機制卻能夠打開因果關系的黑箱，深入挖掘變量與結果之間的内部運作機制或中介影響變量，完成對不同結果産生的解釋，因此，學者們使用類型學方法不再局限于對模式分類、模式對比、模式演化的研究，而是創新地使用類型學解釋因果機制，探索不同情境或不同路徑對組織行為或結果的影響，類型學的應用範式實現更深層次發展。
總之，管理學、社會學等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往往是一個場域複雜的、壁壘模糊的、在變化中的社會現象，想要挖掘因果機制需要一個具有穿透性的“工具”，類型學從模式分類到因果機制研究的升級契合了複雜現象的研究需求。因此，期望将此方法及拓展使用能夠廣泛應用于中國治理場域，高清、敏銳地捕捉事物發展内在機理，成為探索中國現象的“利器”。
參考文獻：略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現代慈善體系建設研究”（編号：23&ZD180）
